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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科技伦理教育的三重原则******

　　【专家视角】 

　　作者：谢惠媛、常舒铭（分别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科技伦理治理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的关注重点。加强科技伦理治理，需要发挥教育的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指出，要重视科技伦理教育，“将科技伦理教育作为相关专业学科本专科生、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内容，鼓励高等学校开设科技伦理教育相关课程，教育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科技伦理意识，遵守科技伦理要求”。作为培育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的重要摇篮，高校应加快推进科技伦理教育，把科技伦理纳入教学，培养德才兼备、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高校科技伦理教育要取得成效，不仅要遵循科技伦理治理的总体要求，而且要尊重教学规律，聚焦教育对象特点。具体而言，应遵循制度与意识并重、目标与责任并重、规制与引领并重等三项原则。

　　制度与意识并重

　　制度具有规范性和导向性，是开展有效治理的重要保障。然而，单凭制度本身不足以激发遵守规范的自觉，不足以从源头上遏制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事实上，一项制度的贯彻落实从根本上需要深层的伦理意识和道德观念作支撑。就行为性质而言，行为之所以被称作是道德的，主要是因为行为者具有道德认知和伦理自觉，自愿恪守道德规范，而不仅仅是因为行为表现得合乎道德。诚如冯友兰所指出的那样，道德行为是“对于道德价值有觉解，为道德而行的行为”。就制度现状而言，目前我国科技伦理规范和标准有待完善、治理体系尚未成形，与科技发展相伴随的新问题往往倒逼制度作出回应，催生新的规则。在转型升级阶段，伦理意识尤为必要且重要。可以说，不管是制度出台前，还是制度执行过程中，科技伦理意识都是最后一道，也是最根本的一道防线。培养伦理意识与加强制度规范，共同构成科技伦理治理不可忽视的着力点。

　　围绕科技伦理治理的着力点，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应双管齐下，激励学生把外在的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需要。有调查表明，一些理工科学生对科技伦理抱有偏见，不重视学习规章制度，或者理解不全面、不透彻，处于“熟知而非真知”的状态。鉴于此，教师应一方面向学生系统讲解我国相关道德准则和法律法规，介绍国际社会伦理建议书或伦理指南，帮助他们明确科技活动有制可依、有规可守，另一方面给他们讲解道德的本质和功用等基本原理，并借助情景模拟或场景再现等方式，引导他们思考该情境中存在的伦理问题，使其强化伦理信念，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从而在价值理念上捍卫科技伦理的权威性。此外，高校还可通过辩论赛、知识竞赛、社会调研和网络宣传等多种形式，营造教育氛围，多渠道帮助学生把制度规范内化于心，自觉以制度为准绳，在科技活动中始终保持伦理敏感度，发现与抵制违反科技伦理要求的行为，在个体层面真正做到伦理先行。

　　目标与责任并重

　　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是有目的性的行为活动。这些目标不仅指向物的推进，关乎某一特定科技领域的突破，同时也应指向人的发展，体现“术”与“道”的有机统一。就《意见》而言，科技伦理治理的总体目标、科技伦理原则等，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对人之发展的高度重视。明乎此，才能理解“科技无禁区”的谬误，避免陷入技术“价值中立论”陷阱。与正确理解目标同样重要的是培育责任感。责任与目标紧密相连，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动下，科技活动更有可能减少“脱靶”概率、降低伦理风险，更好地服务于人的发展。目标与责任相辅相成，充分体现科技伦理的落脚点。

　　着眼于科技伦理的落脚点，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应帮助学生全面深入地把握科技活动的目标，培养与提升社会责任感。当前，一部分大学生单纯关注技术的推进，却忽视技术的根本指向，忽略人的发展问题。他们认为应严格区分研究与应用，主张前者在价值上是中立的，不应为其设置禁区，也无须承担社会责任。但通观生命科学、合成生物学和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领域，不难发现，科学研究与技术研发应用之间的边界逐渐变得模糊。加之，科技领域本身专业性强、技术壁垒高，事前风险研判难度大。著名的“科林格里奇困境”提醒我们，当代科学技术的可控性正变得越来越小，技术对人的影响很难在短期内清晰把握，只有通过人与技术的交互关系才能逐步呈现出来，但此时技术已对社会产生广泛且深远的影响。对此，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应引导学生关注人的发展问题，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等多个角度思考行为责任，负责任地开展创新性研究。

　　规制与引领并重

　　科技向善具体表现为，科技活动遵守道德准则，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科技伦理的作用首先表现为，给科技活动提供必要规范，避免其侵害人的生命安全、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防止其危害社会安全、公共安全、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除此以外，科技伦理还应发挥价值引领作用，引导科技朝着增进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使科技更好地造福人类。换言之，科技伦理不仅要扮演好“守门人”角色，为制度制定、伦理审查和监管等提供价值支撑，而且还应为研究指引新方向、提供新空间。

　　从科技伦理的作用功能出发，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应帮助学生掌握与守好科技活动的底线和红线，同时帮助他们合理把握人与技术的共在关系，多维理解生活图景，使其在深化认识过程中激发主动性和创造力，以科技呈现生活的丰富样态，避免技术应用挤压生活空间而导致生活扁平化。这是实现科技创新与科技伦理良性互动的应有之义，也是助推人民群众过上有尊严的美好生活的必然要求。

　　高校科技伦理教育事关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事关科技发展方向，是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基础性、长远性要素。必须坚持正确原则，切实做到意识与制度并重、责任与目标并重、引领与规制并重，在培养更具伦理精神的未来科技工作者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3日 15版）

港澳政协委员抵沪履职 聚焦经济“复苏”共同发展******

　　中新网上海1月10日电(记者 范宇斌)“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我第一站就是到内地，到上海参会履职。”上海市政协委员、新龙基投资集团总裁李可庄10日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再次从香港回到上海，让他感到有点兴奋。

　　1月1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上海开幕。香港、澳门与内地8日恢复首阶段免检疫“通关”后，不少在港澳地区工作生活的上海市政协委员在获悉政策调整后，第一时间抵沪赴会。

　　“今年终于有机会来到上海，与其他政协委员面对面进行履职交流。”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澳门联生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马志远告诉中新网记者，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他只能“云履职”。“今年我重点关注‘通关’以后，如何促进沪澳交流，尤其是推进两地金融、科技、旅游、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中国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我将和在澳门的政协委员一起发挥联通国际的优势以及各自专业所长，助力沪澳经济社会发展。”马志远表示，今年他将留出更多时间和精力，尽己所能，搭建澳门与内地的交流渠道。

　　来自香港的李可庄从事金融投资业务，在他2023年的行程计划表上，上海是至关重要的一站。他表示，“三年后再次抵达上海，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上海从疫情中恢复的蓬勃朝气，以及上海人的冲劲、拼劲、干劲都没变，大家的精神面貌和心态都很好，这让我对上海发展更有信心了。”

　　李可庄说，今年他更关注上海未来经济发展的突破点、增长点以及新兴产业发展。“借助这次参会履职的机会，我将开展更多的实地探访、考察调研，了解经济发展和民生领域问题，助力上海经济社会活力进一步释放。”

　　今年，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又多了一些“新面孔”，他们怀揣更大的期盼，和“老委员”一道站在新起点，积极建言献策。

　　上海市政协委员、交通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私人银行中心总经理徐志道特别关注沪港两地金融合作。他告诉中新网记者，香港、上海都是金融中心，两地各有优势，应该发挥出“1+1＞2”的效果。“上海是科创中心，香港是创科中心，香港在与国际接轨、科技与政策结合等方面经验或将助力上海发展。”

　　“作为一名‘新委员’，我希望提出有分量、接地气的提案。”徐志道说，“疫情也给了我们一个反思的机会，在经济上如何去融合。沪港合作在恢复‘通关’后，两地银行之间的交流合作将更为紧密，在金融政策、自由基金的互联互通以及银行系统互通上，可以更进一步展开合作，从而让两地居民在自由流动上更便利，也有利于作出适合的投资安排。”

　　上海市政协委员、商汤科技董事长兼CEO徐立也是一名“新委员”，“首次参加上海市两会，我感受到上海对科技创新的重视，而我更多关注人才、核心技术、创新链上下游协作和协同发展等方面议题。”徐立告诉中新网记者，“当前，内外部环境面临诸多考验，更要积极推动双向交流，一方面把人才送出去，接轨最前沿的科技发展，另一方面要‘筑巢引凤’把人才引进来。只有长期保持人才的双向流动，才能在未来竞争中成为人才高地。”

　　对此，在沪港两地人才交流、基础科研交流方面，徐立认为，“两地各有所长，香港高校科研资源非常，新兴专业顶尖人才荟萃，而上海既有人才，又有大市场，增进双向流动显得非常重要，要促进沪港两地人才平台交流和人才交流。同时也要产教联动、合作培养更多青年人才。”

　　带着思考与期盼，来自港澳地区的上海市政协委员们将在履职过程中，建真言、谋良策，为内地与港澳地区的共同发展搭建更多沟通桥梁、凝聚更多发展共识。(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