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文化周末:泥墙小院记******
作者:梁衡
在大城市里住了50年的高楼,忽然怀念起当年在县城里住过的那个平房小院了。
河套农村通常是没有院子的,平地起房,门前堆放些生产、生活用品,就是一个家。苏东坡云:“此心安处是吾乡。”这里有间房子就是家。大约是因为原住民少,住户都是上几辈从内地走西口过来的,而最早的走西口是春去秋来,搭个窝棚,收几斗粮食就往回走。后来逐渐有人定居,但仍是流动性很大,向无砖墙瓦房。我在农村劳动时住的土房子,开门就是公路、农田,一片白云映蓝天,八百里河套在眼前。
后来到县城工作,有了机关宿舍。但也不过是在城边空地上修几排平房,不像北京的那种机关大院、部队大院。其善后的细节还得靠住户自己去完成,而我分到的房子又是最西边的一间,紧靠大路,总得有个短墙来遮挡一下吧。
河套农村盖房基本不用砖,这里是千万年来形成的黄河冲积平原,最不缺的就是黄土。秋后庄稼收罢,选一块平整的土地漫上水,待水渗进土还未干时,用石磙子将地碾平压瓷实了。再用一把齐头大铁锹如切豆腐一般,一脚踏下翻起一块湿土立于平地,横成行,竖成列,如士兵列队一般。秋阳融融,天高气爽,土块慢慢变干,这就是起墙盖房的基本材料,当地名“坷垃”,有俗语“坷垃碴墙墙不倒,光棍跳墙狗不咬”。我们住的机关宿舍也是用坷垃垒成的,只不过多了几层青砖垫底。
怎么修院墙,这倒难不住我们。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们这一群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老五届大学生,本来就是有难共当,有事帮忙的。朋友圈子里有一位叫杜逵,比我大八岁,早分配来几年,人地两熟,是我们这几个城市学生娃“荒野求生”的主心骨,大家都叫他老杜。老杜虎背熊腰,孔武粗壮,在农村长大,放羊割草打兔子,无所不能,在大学运动会上还拿过十项全能第一名。他极有趣,用方言讲故事,笑得你眼泪直流,而要讲起山村鬼故事,又让你毛骨悚然,夜晚不敢出门。老杜很热心,新房善后这样的事自然是不请自到。我们从河边拉回了一车土,七手八脚浇水和泥,自制了一批土坯,晒干后垒了墙,还留出一个缺口,用废木条钉了一个篱笆门。靠南墙根又盖了“凉房”(土冰箱),北窗下垒了“炭仓”(当地烧大块煤,不说“煤”而曰“炭”)。晨昏出入,鸟鸣雀噪,居然也有了家的味道。
虽然有了工作,却专业不对口,不免胸中郁闷,人闲岁月长。垒墙的成功倒勾起了我对泥瓦活的兴趣。碰巧,看到一本推广农村节柴灶的小册子,便又动了改灶的念头。虽然是干部宿舍,但还是农村的格局,一盘东西大炕占了半间房,算是卧室,隔墙厨房一个大灶一口大锅,烧开水及做饭菜,蒸、煮、炒、炸、烙都是它。传统老灶,火苗一着就被吸入炕洞,热利用率很低。我就参照小册子找来一个废脸盆,去底坐于火上,成夹层炉膛。兵法云:“围三缺一。”在盆的左、右、后三处各开一个洞,逼着火苗反向舔锅底一圈后再从夹层里抽走。这即小学自然课上学过的水管锅炉原理。新灶盘成后,加一铲煤,火焰呼呼作响,烧开一锅水节省一小半时间,一炮打响。我不禁大喜,就如瓦特发明了蒸汽机。
我忙邀圈里的朋友来家吃饭,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炫耀我的发明。厨房新改灶,门外新垒墙,在那个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学非所用的年代,这点新玩意足可以让人快乐好几天。当时又正逢大家结婚成家的年龄,我就常被请去给新房改灶,沾沾自喜,风光一时。干活时一般是新郎打下手,手上忙,嘴上也不能闲着,谈论最多的自然是新人们的恋爱故事。那时讲成分,说出身,大学生社会地位低,虎落平阳,在县城里找个对象都不容易。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新郎本科中文系毕业,却找了一个初中文化的县妇联主任。现在看来很不般配,但新郎说:“就这,她还通过县委组织部调阅了爷的档案,把我的三代出身都查了个遍。”我打趣说:“你走西口,落魄于此,居然抱得一个妇联主任归,该知足了!”
当然,小日子的全部绝不止于垒墙盘灶,最重要的还是学会怎么吃。塞外冬长,土豆、白菜吃半年。在村里劳动时,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年吃的第一口新菜是七月十五日摘的西葫芦。这在北京已是盛夏,而西葫芦也应该算是秋菜了。冬储菜的品种很单调,主要是土豆、白菜。地上挖一深窖,放入其中,窖口覆以厚稻草和棉门帘。而腌菜则主要用白菜、雪里蕻。办法也很粗放,将白菜去外帮整棵码入水缸中,一层菜一层盐,讲究用大粒盐而不得用粉状盐。我至今也不明白,盐的化学成分一样,为什么还要挑特定的外形。我怀疑就像鲁迅在《父亲的病》里说的,蟋蟀必须是原配,似乎昆虫要贞洁才能配药,这盐也要不失童贞。雪里蕻则要多一道工序,洗净控干水,放在洗衣板上用盐粒揉搓后,再码入缸中。到后来,又兴起一种盐水腌西红柿。专拣秋后霜打已经不可能再熟的绿西红柿(名“拔蔓子果”,意即最后一茬,连果带蔓子一起拔了)腌,为的是便宜。那时市面上已经有了防腐剂,放入一小包半年不坏,青翠可人,很受欢迎。现在知道这如同毒药,绿的生西红柿、防腐剂对人体都有害,可当时是一种穷快乐。秋风送爽,挖窖腌菜真忙,颇有点“深挖洞,广积粮”的气派。到隆冬季节就少出门了,三五好友“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转眼冬去春来,院子里残雪渐存无几,柳梢也染上了一抹新绿。一天我正隔着玻璃窗伏案写稿,突然院子里传来一声呼叫:“小梁,不好了,你的院墙要倒!”我赶忙掷笔出门,说话的正是老杜。只见他沿着墙来回走动,一边还用手摩挲着墙面。在两墙相接的直角处,西墙向外倾斜,裂开一条上宽下窄的大缝,犬牙交错,足可探进一个拳头。我头皮发麻,惊出一身冷汗,这要是倒塌了,不但前功尽弃,还可能砸着行人。老杜直摸着脑袋说:“咋就给爷出了这档子事?”满脸的遗憾。一会儿又安慰我:“不咋,大不了到秋天推倒重来。”我说:“先看几天,实在不行,又得辛苦你。”
这样大约有一周时间,我每天一起床就抬头看窗外,外出回来也先摸摸这墙。就这样日出日落,就像朱自清说的,看着日光每天“伶伶俐俐”地跨过短墙,像做错了什么事慌慌地逃去。裂缝却还在加大。终于我有了一个大发现,罪魁就是这“伶伶俐俐”的日光。我房子的前面还有一排房,挡着短墙的东面,晒不上太阳,而西边是一条空阔的大道,西晒的阳光可以照到短墙西面的墙根,冻土渐渐变软,墙就向西倾斜了。我立即跑去找老杜他们,报告这个重大发现。大家即刻来到现场会诊,多数人认为应立即拆掉,以绝隐患。我却认为既然是受热不匀惹的祸,何不吃点偏饭,沿东面的墙基开一道沟挖去冻土,让热气直接软化墙根。众人哄笑:“快不要给爷瞎想了,这是一堵上千斤重的墙,又不是一根随风摆的墙头草。”我说:“试试看,也许它还能自己摆回来。你们先留着力气,试验失败,秋天干活不迟。”我找来一把铁镐,沿东面的墙根小心地开了一条一尺宽的浅沟,又在墙头立了一根垂直的木棍,好作参照观测墙倾角的变化。
功夫不负有心人。三五天后那墙竟开始向东一丝一丝地扳回,而且随着天气一天天变暖,那墙回心转意的速度也日渐加快,眼看就要破镜重圆。我每天用铁铲小心清除沟内已软化的冻土,好让温暖的空气能直接亲吻冰凉的墙脚。大约过了半个月,那斜墙不但回归正位,连直角处龇咧着的土坷垃,竟也一块一块严丝合缝地重新咬合在一起。我大奇,谁道命运不由己?门口斜墙尚能直!今天晚上一定要用我的风火灶炖一锅酸菜猪肉粉条,和朋友来一场庆功宴。墙歪自正,一时成了我们这个小区的新闻,常有人驻足或专门跑来观看。直到半个世纪后,当时住在我前排的田聪明已是新华社社长,我们在京城又同住一个院子,他一见面就谈起这件往事。
在那些穷而平淡的日子里,难得抓住这个快乐的小尾巴,常作为茶余闲话,当然也少不了起哄。有的说:“你这个文科生,无师自通,投错了胎,该去学工。”有的说:“你京城修道,又沙漠里练功。你这身武功可以出国去承包比萨斜塔的扶正了。”若干年后我有机会出国到意大利,还真的专门去看了一回比萨斜塔。塔因太斜,已不许游人靠近,我在暮色苍茫中遥望塔影,想现代科技已经能平移一座大楼,能定向爆破一百多米高的烟囱,就不能定向注水,扳回这位固执的斜塔老人?
人的命运就像飞鸟嘴里的一粒种子,不知会跌落何处,又怎样生根发芽。现在想起来,“文革”中我们被迫走西口,塞外安家,修墙改灶,就像小孩子过家家。教育学上说,童年的游戏就是学习,而游戏是无所谓目的的。我们在塞外六年,正好度过了一个社会人的童年,正是这些不经意的游戏,给我带来了童年的欢乐。多年后,我这个文科生真的写了一本畅销书《数理化通俗演义》。难道这本书的胚芽早已埋在那堵斜墙和那个新灶的火苗里?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故事。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6日 15版)
东西问·中外对话丨为何说中国崛起不是孤立中国的理由?******
本月5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撰文表示,中国已成为一个经济上强劲、政治上自信的国家。他特别强调,中国的崛起,不是孤立中国的理由,也不是限制对华合作的借口。如何理解朔尔茨这一表态?为什么说一些人鼓噪的对华“脱钩”和对华“经济依赖”实属伪命题?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的政府首脑,朔尔茨又为何坚决反对“脱钩”?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李远和德国法兰克福金融管理学院中德金融经济中心主任、经济学教授霍斯特·勒歇尔展开对话。
霍斯特·勒歇尔指出,德国总理朔尔茨反对任何形式的德中、欧中“脱钩”,他不久前访华“是一个好兆头”。
视频:【东西问·中外对话】德专家谈朔尔茨访华:表明政商界愿与中国相向而行来源:中国新闻网
李远分析,“脱钩”和“对华依赖”被用作西方对华进行限制与遏制的政治说辞,反映了德国部分政客对中国不信任,甚至对中国的投资存在一定的歧视。他提醒,应当警惕这种主张通过西方媒体的夸大,形成舆论导向,进而误导部分国家的对华政策。他强调,对两国来说,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维护持久紧密的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二十大后首位欧洲领导人访华,为何意义特殊?
中新社记者:德国总理朔尔茨访华,有何特殊意义?
霍斯特·勒歇尔:这是朔尔茨总理非常重要的一次访问。他非常支持中德之间的商业和贸易往来。朔尔茨总理反对任何形式的中德以及中欧“脱钩”。最重要的是,距离上次国外领导人访华,并与中国政府对话已经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在眼下的困难时期,这是一个好兆头。
李远:近年来,美国一直试图向欧洲盟国施加压力,敌对中国,甚至同中国“脱钩”,这很可能会让世界再次分裂。中德都是冷战受害国,因此,两国都尽可能在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原则上,防止世界分裂。朔尔茨总理的访华之行能帮助欧洲各国追求相对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中德竞合创新可实现共赢
中新社记者:过去50年来,中德合作给彼此和世界带来诸多益处。而如今,德国媒体总是强调来自中国的竞争。中德企业还能保持双赢局面吗?还是竞争会越来越激烈?
霍斯特·勒歇尔:过去5到10年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与中国的崛起和中国企业更强的竞争力有很大的关系。在最开始的二三十年间,德国公司在中国雇佣了大量廉价劳动力来生产产品,再出口到世界各国。这种简单的商业模式利好在华德企。
当时,德国两大王牌产业——化工和汽车,面临的竞争不强,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如果一些国家的经济实力增强,科学技术也日益成熟,那德国企业就会面临更多竞争,但我不认为德国企业会畏惧竞争,相反,它们可以抓住这次竞争的机会,和中国企业竞争合作来进一步发展创新技术。竞争就意味着生意,所以这不是一件坏事。
视频:【东西问·中外对话】德经济学家:德企应和中企竞合发展创新技术来源:中国新闻网
李远:50年前,中德两国打破冷战的铁幕,克服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对打造多极化世界秩序至关重要。事实证明,中德关系成果颇丰并会一直给两国人民带来福利。中德双边贸易额从1972年的不到3亿欧元到2021年超过2300亿欧元,中国已经连续六年成为德国全球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而德国已经连续47年成为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如今,无论是德国制造还是中国制造,都给消费者提供了高品质的商品,同时也提供了投资机会和大量工作岗位。过去50年间,秉持互相尊重的精神,中德为不同社会制度、文化、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的互利合作提供了典范。此外,两国都强烈支持多边主义,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通过合作,两国可以帮助世界找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的道路。
“一带一路”可为中德合作带来更大机遇
中新社记者:2023年将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第10个年头,如何看待其未来的发展?
李远:经过9年的快速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并已成为全球最大、范围最广的国际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在促进包容性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为中德合作带来巨大机遇。
2011年开通的首条中欧国际班列,连接了中国城市重庆和德国城市杜伊斯堡。我曾在杜伊斯堡生活过7年多,并开展了多个研究项目。我们发现中欧国际班列对当地发展,特别是对经贸发展方面有着积极影响。此外,铁路还对周边地区有积极的溢出效应。我坚信“一带一路”倡议未来将为扩大欧亚经济体之间的经济一体化和联动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
霍斯特·勒歇尔:杜伊斯堡地处德国西部,是德国的煤炭和钢铁工业重镇,后来由于德国经济经历结构性变革,不再发展煤炭业和钢铁业,这座城市受到了极大打击。杜伊斯堡的人们不得不去另寻谋生出路。而德中的这种联系,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体现,也很大程度上帮助杜伊斯堡重新稳定经济,杜伊斯堡现在的发展确实非常好。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对杜伊斯堡周边区域也有着积极的影响。
中国崛起为何不是孤立中国的理由?
中新社记者:近段时间,一些德国政客反复警告德企要降低对华依赖。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称,所谓“对华依赖”,这就是个伪命题。因为合作从来都是互利的,依存从来都是相互的。应当如何看待这一问题?“脱钩”是否同样是个伪命题?
李远:“脱钩”和“对华依赖”被用作西方对华进行限制与遏制的政治说辞,反映了德国部分政客对中国不信任,甚至对中国的投资存在一定的歧视。要警惕这种主张通过西方媒体的夸大,形成舆论导向,进而误导部分国家的对华政策。
中德互为最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中德经贸合作具有广阔的前景和巨大的潜力,在经贸合作纽带的作用下,中德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共同利益和愈发紧密的关系。在上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实力还不那么强大之时,西方国家对与快速发展的中国扩大经贸关系感到高兴,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也一直都在鼓吹国际贸易的好处。比如国际贸易会使所有贸易国的绝对收益增加,也会加深各国的相互依赖程度,提高冲突的机会成本,进而可以促进和平。
但目前,一些西方政客关心的却不是“大家都会获益吗?”,而是“谁的获益更多”。如果两个国家都采用这样的视角去审视其经贸关系,则两国关系易陷入零和博弈模式,并会导致冲突。
中新社记者:朔尔茨日前撰文表示,中国已成为一个经济上强劲、政治上自信的国家。他特别强调,中国的崛起,不是孤立中国的理由,也不是限制对华合作的借口。如何理解朔尔茨的这一表态?
李远:对部分鼓吹“脱钩”和“降低对华依赖”的德国政客来说,“同情”一个“弱中国”容易,但他们更应该做的是学会与一个“强中国”打交道。遇到问题需要相互尊重、对话协商,更需要推进更深层和务实的合作,在合作中扩大共同利益,在发展中破解难题。
中新社记者:中国喜欢用“务实”来形容德国的政治风格。怎样的双边关系才最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李远:理性是德国人的美德。政治家是理性的,默克尔在经济方面表现得很务实。德国应该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因为德国经济以出口为导向,海外市场是德国产品的最大市场。中德有许多共同利益。因此,中国的增长应该被视为机遇而不是挑战。但也请注意,中德之间存在许多差异。对于德国来说,要真正了解中国,并非易事。
如今,人们应该承认并拥抱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多样性。中德共同面临着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经济和世界长期和平等诸多全球挑战。我们需要对双方的分歧持开放态度,建立信任并相互合作,以解决这些共同挑战。
作者:彭大伟 陈雪莲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 快3app地图 |